范建得觀點：莫為死者悲傷，請為生者難過
刊登於風傳媒
2019.05.16
英國，這個保護個人基本權的發源地、維護人性尊嚴與自決權傳統之生命倫理源起地，竟然通過了以擬制同意（deemed consent）為基礎的器官捐贈法（Organ Donation Act）。所謂的擬制，在此係指「將某事物視同其屬於其他事物」（To treat （something） as if it were really something else）[1]之意思；也就是說，依據該法，迨至2020年起，全體英國公民，除符合三種除外（即18歲以下、死亡前欠缺了解制度變更之意義、死亡前未能在英國居住滿12個月），或已先行登出（op-out）捐贈計畫者外，不問其是否曾經表示同意，均將自動被視為同意參與器官捐贈。相信這個發展將在全球引發高度之爭議，畢竟它碰觸到了人權與人性尊嚴最根本的核心價值，而進一步細究其制度設計，其實仍然牢牢的扣緊了人權與倫理的核心—人之自決權（autonomy）。
自二次大戰以來，人類記取了不應濫用醫學科學來踐踏人權的深刻教訓，早在《紐倫堡守則》（Nuremberg Code）便揭示了一組人體試驗準則，嚴格制約像納粹於戰時對人類進行的不人道醫學人體實驗。至於世界醫師協會（World Medical Association, WMA）更於1964年通過《赫爾辛基宣言》（Declaration of Helsinki），這個醫學倫理學宣言發展成為醫學用於人類的核心倫理價值規範，更是醫生誓約不可或缺的承諾。這其中，隨之衍伸的「告知後同意」法則（informed consent），便明白要求，凡病患或人體試驗中之受試者，均享有有說「不」的選擇或權利。且原則上，這種表彰自決權之同意是不可被代行或代為，也不能被推定（presumed）的，更何況此次英國器捐法用的是擬制。
然仔細審視英國推動此修法的邏輯，顯然透過成功的規劃，擺脫了口舌之爭，容有許多值得我們借鑑之處。首先，個人對於其身體所擁有的自決權，固然體現於不能容許他人代行或代為支配個人身體之原則上，然則當民意調查顯示，雖有80%的英國公民支持器官捐贈，但卻僅有30%的人真正完成器官捐贈之登記時，顯示如何協助英國公民體現其良知與利他之心，並用以解決人體器官嚴重缺乏之現實問題，才是國家應有的積極作為，也才是能兼顧個別、分配與集體正義之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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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通過立法，對器捐採取「默認制」，除非當事人提出異議，否則所有人都自動成為器官捐贈者。（pixabay） |
其次，透過立法來落實其政策，則意在踐履民主社會應有之理性作為，而將各種與器官捐贈相關之主客觀量化與質性分析結果，透過代議政治，設計出一套能連結利他主義與維繫人民生存需求之捐贈措施，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全體英國公民行使自決權之集體（collective）表現。
然則，倫理的最高指導原則之一，仍應在於不可藉由任何公益或社會價值，來強迫個人犧牲其利益或放棄自決權。故此，在法制化的過程中，政府便必須同時承擔強化專業護理師之培訓，以及建立完善諮詢體系，並協助不能理解新制者登出（op-out）的義務。
綜上，英國人民在面對新的倫理挑戰時，顯然先以科學的方法來彰顯正義之價值，再以民主之過程來建立反映英國人民展示利他主義之集體自決，繼之以完善的體制來體現生命倫理的精髓－維護個別英國公民保有理性自決（conscious autonomy）、退出擬制同意制度所賴的理解（understanding）。準此，自法律觀點來看，在理論上，未來遇有死亡者未登出，其家屬仍拒絕捐贈時，法律適用上的攻防，仍將回到個別公民前述理性自決權是否獲得保護與實現，而在生命倫理地探討上，則將會是倫理諮詢的適足性問題。
是以在立法通過後，有議員Jackie Doyle-Price表示：「依據新法，是否成為器捐者仍有賴您的選擇（choice）—器官捐贈仍將是一種無價的禮物。」是的，選擇還在，但自決的主動性被限縮了，不過面對新興科技帶給人類日益增加的選擇，器官的再利用，只是其中一個歷時較為長久的範例。
回顧人類的發展過程，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的興起，標誌出了人類近代文明的興起，但其權利與義務相生的本質，卻在近代的我們享用文明果實的今天被忽視了，大多數的人很吝於去付出一些權益來分擔社會公益、承擔對於下一世代應盡的義務。英國生命倫理大師John Harris嘗指出，從事乃至參與科學研究應是我輩的道德義務（moral obligation）[2]，而近年來，更有科學公民（ Scientific Citizenship）概念的提出；在英國學者Beverley Gibbs所提出的幾種科學公民之型態中，所謂知識型公民（Epistemic Citizen）的主動與奉獻意識，或許正是促生此次修法的關鍵因素，這讓英國社會能在享受科技利益之同時，也願意限縮個人的利益以回饋社會，更用以嘉惠下一世代來落實跨世代的正義。
在台灣，器官捐贈一直停留在志工感嘆「推動無成」的困境，在一個2017年的報導中，登錄等候移植者高達了8763人，其中肝腎7807人、心肺200多人、胰臟105人，但在105-107這3年，平均每年受益人數都在100人以下，文化因素一直被認為是重點，然則看到慈濟人願意捐贈大體的善舉，以及日亦增多的眼角膜、骨髓、皮膚等捐贈，我們卻可以感到，在台灣社會中，像英國這樣的知識型科學公民也正在增加中。故此，是否現在也是我們認真思考調整器官捐贈法律的時候了。
注釋：
[1] Black's Law Dictionary （9th ed.）
[2] J Harris, Scientific Research is a Moral Duty, Journal of Medical Ethics 31 （4）: 242-248 （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