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大國際氣候變遷發展及法制研究室

    范建得觀點：碳定價是台灣因應歐盟碳邊境調整的必要對策 刊登於風傳媒 2020.11.22 歐美將分進合擊的碳邊境調整措施 隨美國大選結束，拜登的當選被認為是美國重回多邊主義，並回歸氣候行動的開始，而在其政綱中，採行邊境措施（ cross border measures ）來強化碳洩漏風險的管制，已備受矚目。對台灣企業而言，碳管理的風險更是大幅上升，尤其這種高度影響台灣企業國際競爭力的邊境措施，在歐盟已是箭在弦上了。   歐盟於 2019 年 12 月所公布的綠色政綱（ Green Deal ）中宣布，將自 2021 年起對進口產品課徵「碳邊境調整稅」（ 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CBA ），儘管歐盟並非首次提及此制度，但此次明確的列出實施時程，確實引起全世界的關注。惟國內所稱歐盟「碳邊境調整稅」，其實是個過度簡化的稱謂，此由 歐盟執委會 及 歐盟議會官網 在提到 ” 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都是以 ”mechanism” （機制）相稱，而非 ”tax” （稅），可知 ”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並不侷限以稅捐方式進行設計，稅捐以外的方式也都可能成為具體方案。   歐盟的碳邊境調整措施是碳定價及 碳交易制度的延伸 其實歐盟「碳邊境調整措施」的本質，乃碳定價 (carbon pricing) 制度的延伸，而一般所謂的碳定價，通常是指碳稅或碳交易制度而言；而此間歐盟所採措施，則時延續長年對境內企業採行之碳交易制度為基礎所進行的擴張。是以在歐洲議會於 2020 年 4 月 14 日發布的「碳調整政策之可行方案」（“ Possible carbon adjustment policies: An overview ”）中，所提的三種「碳邊境調整措施」方案，便有兩個是圍繞著歐盟的碳交易制度（ EU Emission Trading System; EU ETS ）來進行設計。 具體來看，第一個方案是將歐盟自 2005 年便開始在境內實施的碳交易制度，延伸複製到邊境，要求外國企業必須依據進口產品之含碳量付費購買足夠的碳額度（ allowances ）。第二個方案則是當外國企業在產品製造國所承受的碳定價負擔，低於適用歐盟碳交易制度所計算之金額時，要求該外國企...

  范建得觀點：數位發展外，台灣不該退卻的綠色新政 刊登於風傳媒 2020.10.02 2020年9月27日的媒體頭版表示：「政院改組，數位發展部見雛型，發展為主、監理分工」，相對的，在2020年6月1日，環保團體則沉重呼籲：「政府盡速成立環境資源部，因應氣候變遷」，因為這個組織再造的催生，已經延宕了20年。 是的，相對於早先的組織再造工作，數位發展部可說是一個相當快速的組織再造芻議。然則回顧2016年5月20日的蔡總統就職演說，其中強調；「我們也不會在防治全球暖化、氣候變遷議題上缺席。我們將會在行政院設立專責的能源和減碳辦公室，並且根據COP21巴黎協議的規定，定期檢討溫室氣體的減量目標，與友好國家攜手，共同維護永續的地球。」然則截至目前為止，我們的第二階段管制目標迄未通過，而能源及減碳辦公室的執行長已虛懸多時，所提出的「能源政策白皮書」亦未見核定；至於攸關制定氣候政策與落實巴黎協定的權責機關：環境資源部，更是遙遙無期；甚至，這個氣候政策的願景已不再被蔡總統2020年的就職演說提及了。當然，數位發展部的快速問世，係因台灣最強的產業便是資訊、通信及電子科技相關產業，而人工智慧的競合，自然帶給了決策者期待；但一貫偏向經濟的台灣決策模式，此次似乎對於新冠肺炎（COVID-19）的衝擊下，全球綠色復興的趨勢未見具體回應，更對於韓國文在寅總統新近在聯合國以雙軌方式提出的數位新政（Digital Deal）與綠色新政（Green Deal）欠缺掌握。姑不論其他先進國家或地區的類似綠色復興（Green Recovery）是如何構思，但對應巴黎協定的後續實踐，以及歐盟邊境（關）稅的提出，藉管制創造需求，帶動創新，促成能源轉型、低碳經濟，進而提升國際經貿競爭力，寧非國家主政者應有之前瞻思維？ 聯合國秘書長安東尼歐•古特瑞斯先生（Mr. António Guterres）便在2019年的年度報告中指出；「氣候相關的行動有助於引領我們的復興，其中包括投資綠色就又即停止對化石燃料的補貼、避免對於汙染產業的紓困，以及在所有的財務與政策決策過程將氣候風險與機會納入考慮。」 或許我們又會說國情不同，但是否請決策者願意先閱讀一下權威期刊「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在2020年9月17日出刊，以「二十一世紀的能源：改變地緣政治的再生能源」為題的特別報告。我們相信，氣候公約或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