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大國際氣候變遷發展及法制研究室

  觀點｜「要不要多付一筆碳費」是偽命題？爭議的核心在：台灣有沒有「制度建置」能力 刊登於數位時代 2026.04.14     近來國內對是否緩徵碳費的討論再升溫。支持者多半憂心產業競爭力與出口衝擊，反對者則強調減碳責任與國際接軌之必要。然而，若僅停留在「要不要收錢」的層次，往往忽略了一個根本的問題：在台灣這種高度出口導向、深度嵌入全球供應鏈的經濟體中，究竟碳定價應扮演什麼結構性角色？     原則上，碳費及中長期可能銜接的排放交易制度（ ETS ）不僅是政策工具，而是台灣產業在全球碳治理體系中的制度性條件。是否採取緩徵，不能從短期成本判斷，應置於我國對接歐盟碳邊境調整機制（ CBAM ）、自身電力結構與銜接國際制度的脈絡中審視。     歐盟碳邊境調整機制不利台灣？   首先，就現階段而言，歐盟碳邊境調整機制涵蓋 6 大品項：鋼鐵、鋁、水泥、肥料、電力與氫。從「直接涵蓋品項」來看，台灣並非最受衝擊的國家。     據歐盟與我國貿易統計，台灣對歐盟出口仍以  ICT 、電子零組件與機械設備為主；鋼鐵與鋁等  CBAM 所涵蓋品項，占我國對歐盟出口比重多僅為個位數百分比，且近年並未呈現快速上升趨勢。若僅就此判斷，容易得出「 CBAM  對台灣影響有限」的結論，然而，這種詮釋忽略了 2 個更關鍵的制度性風險。     首先， CBAM 的核心衝擊不僅在所涵蓋的品項，而在於所涉及的資料與查驗證機制。換言之，若出口商無法提供可查證的產品碳排放數據，進口商則須依歐盟公告的「預設值」來計算產品的嵌入排放量，而此類預設值通常以相對不利的排放情境作為基準，將直接提高碳成本負擔。     所以 CBAM 的實質風險不是來自「被點名課稅」，而是源自缺乏國際可信度的  MRV （量測、申報、查證）能力。其次， CBAM  的適用範圍非一成不變。歐洲產業界與研究機構多次指出，若只對上游原物料課徵碳成本，將導致碳排放向下游產品移轉。對台灣這類承擔「中段供應鏈角色的國家」而言，風險不會立即顯現，而是可能延後但逐步放大的。     目前世界銀行已提出一套 CBAM 曝險程度的分析架構，核心...

  范建得觀點： 2028  重啟核能是轉機還是僵局？台灣淨零政策的「三大現實盲點」 刊登於風傳媒 2026.04.03 對台灣而言，問題已不僅在於是否追求淨零，而在於：在一個不穩定的世界裡，這個體系是否撐得住， 2028 年前後可能的重啟核能，將是測試台灣是否願意調整這些邏輯的機會。圖為台電第三核能發電廠。（取自台電官網）   全球能源危機下蹣跚起步的第三期氣候行動 UNFCCC  執行秘書 Simon Stiell 於 2026 年 2 月 12 日在伊斯坦堡出席 COP31 籌備記者會，並與  COP31  候任主席  Murat Kurum  共同發表談話。 Simon Stiell 明確將全球氣候行動區分成三個時代：第一期是「發現問題，但爭 論不休」，第二期是「開始認真面對問題，並建立《巴黎協定》」，而現在正處於第三期：落實 / 執行的時代，重點不再是宣示（設定目標或作出承諾），而是把投資、治理、產業與民生安全的「落地速度」提升到能改變排放與風險曲線的程度。   同一場合中， COP31 的脈絡亦值得關注： Murat Kurum  一方面批評全球氣候行動倒退「不可接受」，並稱落實目標的彈性空間已所剩無幾，另一方面在回應土耳其對化石燃料高度依賴的問題時，轉而強調「發展中國家成長與氣候行動之間的平衡」以及「不能把事情簡化成只有化石燃料」。   確實，當氣候行動進入所謂的「第三期」 -- 「從承諾走向落地」（也就是從談論氣候行動，進入必須用可量化成果證明氣候行動的時代。），全球也逐漸感受到一件不太舒服的事，亦即問題不在於努力是否充足，而是命題假設是否須要調整？   過去十年，全球氣候政策建立在一個簡單而強大的邏輯上：再生能源成本下降，規模擴大，最終將取代化石燃料。這個邏輯支撐了政策、投資與企業決策，也讓「淨零」看起來不僅必要，而且可行。   但現實並沒有完全照這個劇本走 2024 年前後，全球能源需求仍以約 2% 的速度成長，化石燃料占比亦仍接近 80% 。再生能源雖快速擴張，但主要填補的是新增需求，而不是替代既有供給。與此同時，中東地緣政治衝突讓能源供應風險再次浮現，而人工智慧與資料中心的電力需求，預計在 2030 年前可能增加兩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