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建得觀點：強化台灣在保護主義時代下的氣候政策與經濟戰略

4月 13, 2025

范建得觀點：強化台灣在保護主義時代下的氣候政策與經濟戰略

刊登於風傳媒

2025.04.13

台灣已正式施行《氣候變遷因應法》，並訂定2050 淨零排放目標，將自 2025 年起實施碳費制度。（資料照，顏麟宇攝）

一、前言

台灣以出口驅動的經濟發展為基礎，長期以來支撐了國家繁榮。然而，這樣的模式在全球貿易政策劇變與氣候責任提升的背景下，也帶來了結構性風險。近期以川普為代表的保護主義政策－特別是他提出的互惠關稅政策（reciprocal tariff policy）－突顯出對出口導向國家的重大挑戰。2025年，美方提議針對對美貿易順差較大的貿易夥伴普遍徵收關稅，其中包括對台灣商品徵收高達32％的關稅（半導體產品則豁免）。

這類情境凸顯出台灣需要提升經濟韌性的迫切性。與此同時，全球正在快速邁向減碳與永續經濟的轉型，氣候行動不再是另類目標，而是策略資產。對台灣而言，善用氣候政策將有助於前瞻性地打造經濟安全，同時創造在國際綠色市場的競爭優勢。

本文嘗試探討台灣如何透過公共政策強化氣候政策與經濟策略的整合性發展，以應對保護主義浪潮及氣候挑戰。我們將涵蓋以下五大核心：

1. 台灣出口依賴下的經濟脆弱性（特別是對美國市場的高度依賴）；

2. 如何將氣候行動整合進經濟韌性策略（包括綠色產業轉型、供應鏈創新、能源轉型）；

3. 如何掌握全球減碳趨勢所帶來的貿易與產業機會（如歐盟碳邊境調整機制、全球綠色科技需求）；

4. 可運用的公共政策工具（如碳定價、綠色金融、研發補助、出口多元化與國際外交）；

5. 可借鏡的國際最佳實踐案例。

最終目標是提出一份整合性政策路徑圖供決策者參考，期能在面對貿易保護主義與氣候變遷的雙重壓力時，轉危為機，鞏固長期發展的根基。

二、 台灣出口依賴與貿易風險

台灣經濟高度依賴國際貿易，出口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約70％。這樣的高出口佔比使得台灣在面對外部衝擊時，無論是景氣波動還是政策變動，都可能產生放大效應，對就業與經濟穩定造成影響。

台灣出口市場高度集中，主要集中於幾個大型經濟體，尤其是中國與美國。值得注意的是，美國近年成為日益重要的貿易夥伴。2024年，台美雙邊貨品貿易總額高達1586億美元，其中美國自台進口增長超過 32％，導致美國對台灣的貿易逆差創下歷史新高：達740億美元。

正因為如此明顯的順差，台灣成為美國保護主義政策的目標之一。美方提出的「互惠關稅」制度下，計畫針對台灣商品徵收32%關稅，試圖「重整」貿易平衡（台灣方面已強烈表達此舉不公平）。除台灣的製造業與傳產出口將受到嚴重衝擊外，而原本被認為暫時豁免的半導體除外，已然被川普表示的全面針對所有商品課稅而改變。

除了美國貿易風險外，台灣過去對中國市場的高度依賴也是一大潛在風險。過去20年，中國（含香港）一度吸收超過40%的台灣出口品。不過近年來，因中國經濟放緩與台灣政府積極推動多元化，台灣對中出口比重已降至2023年的35％，為近20年來最低。美國逐漸取代中國成為主要市場，但這也帶來新的依賴風險：美國若對貿易政策轉向保護主義，將對台灣GDP造成直接影響。

再者，台灣在全球供應鏈中的定位，特別是作為電子中間財供應者，雖是一大優勢，卻也成為一種高度耦合的風險來源。例如，高達86％台灣出口至美國的產品為中間財，是美國製造業所依賴的零組件與技術基礎。雖然台灣佔世界晶片產出達60％的優勢地位能為台灣帶來某種談判籌碼（如半導體豁免關稅之可能），但卻也同時讓雙方經濟更加牽連，一旦發生衝突，所可能造成的供應鏈斷裂風險更是令人憂心。

此外，台灣能源高度依賴進口化石燃料，這使得像石化、塑化等產業易受國際能源價格波動與未來碳邊境調整（邊境碳稅）政策影響。隨著全球向「無碳能源」轉型，這些高碳部門面臨更大國際競爭壓力。

綜上，台灣當務之急是強化自身經濟策略，除持續降低對單一市場與特定產業的依賴外，更應因勢利導，嘗試透過氣候政策打造新的競爭優勢，使出口導向型經濟體系更具韌性與可持續性。

三、 整合氣候行動與經濟韌性

提升台灣經濟韌性，不應僅止於貿易談判或市場多元化，還必須主動對接全球低碳轉型的趨勢。透過將氣候行動融入整體發展策略，台灣不僅能降低風險，還能打造更永續的成長基礎。此策略可分為三大支柱：綠色產業轉型、供應鏈創新，以及能源政策永續化。

綠色產業轉型

台灣產業需朝向高附加價值、低碳排放的方向升級，才能在全球市場朝向永續標準演進之際保持競爭力。這意味著在製造業中導入清潔生產技術、提升能源效率，以及投資低碳轉型。鋼鐵、水泥與石化等傳統重工業雖然在出口佔比較電子業小，但碳排放強度高，將成為歐盟碳邊境調整機制（CBAM）等政策的首波目標。

提前部署這些產業的減碳升級（例如：設備更新、電氣化、導入碳捕捉技術等），不僅可避免未來遭受碳關稅，也有助於強化企業在國際採購中的永續競爭力。台灣已經在《氣候變遷因應法》中正式立法承諾2050淨零排放目標，這為產業提供長期預期與政策方向。

政府的「雙軸轉型」策略（數位化＋綠色化）亦為產業升級提供指引，鼓勵發展如電動車、再生能源設備、高效能電子產品等新興綠色產業。台灣可藉由其科技實力，發展氣候解方的出口，例如：能源儲存系統、智慧電網設備等，將氣候行動轉為出口優勢。

供應鏈創新

台灣作為全球供應鏈樞紐，可透過兩個方向來增強供應鏈的韌性與永續性：

1. 一方面，應鼓勵企業生產與採購多元化，如在東南亞或友好國家建立備援產線，以分散關稅與地緣政治風險。

2. 另一方面，台灣應塑造綠色供應鏈領先者形象。全球品牌商如 Apple、汽車大廠等，已紛紛要求供應商減碳、使用綠電。台灣科技巨頭如台積電、鴻海等，皆已承諾 2050 淨零排放，並投入可再生能源。

其次，政府應強化政策工具，協助中小企業導入ESG標準、碳盤查與綠色製程，讓整體供應鏈綠化。藉由提升供應鏈透明度與環保表現，台灣出口商將更具吸引力，也能減少遭遇國際關稅或非關稅壁壘的風險。同時並導入數位工具（如AI、物聯網）以優化物流、能效與排放管理，將強化供應鏈的韌性，提升效率、降低碳足跡，對抗關稅戰與氣候風險。

3. 強化永續能源政策

永續的能源政策是綠色經濟的基石。台灣必須確保能源安全、低碳且具成本競爭力，以支撐出口製造業的轉型。目前，台灣超過 80% 的電力來自煤與天然氣，導致高碳排並暴露於全球能源價格波動風險之中。推動能源轉型將帶來多重好處，其中包括：

持續擴展再生能源的佈建（如離岸風電、太陽光電）來降低進口燃料依賴，提升能源自主。

落實台灣 2025 年再生能源占比達 20% 的目標，並在距亞洲領先地位的離岸風電開發上（除中國外），接續已建置的2.25 GW 容量，積極發展配討產業為區域級供應鏈中心。

積極調和土地使用限制，配合創新空間之利用方式，穩步擴展太陽能的發展。

此外，製造業（特別是科技廠商）被全球客戶要求使用綠電的壓力的趨勢顯然不會因川普執政而消失，台灣若無法提供充足再生能源，恐成為投資障礙。為此，政府必須在當前壓力稍減的川普任內，加速推動類似「企業購電協議（PPA）」的制度，(例如，台積電與歐洲能源商Ørsted就簽署了全亞洲最大型的風電採購合約 )，來營造轉型契機。

至於在制度面部分，我國應各參考國際趨勢，加速再生能源審核流程、強化電網與儲能投資，必要時也可研究進口綠電或綠氫等替代方案。畢竟強化綠電開發才是吸引投資、保障出口韌性的關鍵能源策略。

四、 掌握全球減碳趨勢所帶來的機會

在鞏固自身貿易韌性的同時，台灣也可以積極掌握全球減碳趨勢所帶來的新機遇。全球去碳化浪潮已然重塑貿易、投資與產業結構，這不是川普帶來的短期逆風可以改變的，台灣若能及早佈局，將可轉守為攻，於國際市場中占得先機。方向可包括：

1. 善用碳邊境調整機制的轉型契機

歐盟率先實施的碳邊境調整機制（CBAM），是全球碳關稅的新典範，2026 年起將針對進口的鋼鐵、水泥、鋁、肥料、電力等高碳產品，依照其碳排放量課稅。

目前CBAM對台灣出口的直接影響有限（僅約1％的出口涵蓋在內），但其傳遞的政策訊號相當明確：主要市場將越來越重視商品的碳足跡。台灣若能超前部署國內碳費制度亞並善用碳定價及鎵綠色金融工具，不僅可避免出口時被加徵關稅，還能提升出口商的永續形象。

目前台灣已自2025年起實施碳費（2026開徵），並規劃於2030年前將碳價提升至國際水平（預估每公噸CO₂為40-60美元）。依歐盟規定，台灣若已在本地繳納碳費，可直接抵扣歐盟 CBAM 的課徵金額，避免「雙重課稅」。此外，也為型塑碳金融生態奠立初步的基礎。

總之，危機也對台灣帶來絕佳契機，與其將碳價支付給歐盟，倒不如保留在國內用於綠色轉型投資。此外，台灣也正在研究本土版本的碳邊境機制，保護國內產業並推動貿易夥伴共同提升氣候標準。這正是因應危機的條件。透過主動對接全球新制度，台灣不僅能鞏固歐洲市場，還能樹立「氣候規則的遵循者」形象，提升在國際談判與合作中的信賴度。

2. 拓展綠色科技出口版圖

全球淨零轉型將帶動龐大綠色科技需求，這是台灣極具潛力的出口成長新動能。各國在發展再生能源、電動車、儲能、智慧電網、碳捕捉等領域均需關鍵零組件與系統解決方案，台灣的高科技與製造能力正好對應這些需求。

以離岸風電為例，台灣已經成為亞洲少數發展成熟的市場之一。政府推動組建「國家隊」，將本地零件商納入亞洲風電供應鏈，並與歐洲開發商建立長期合作，會是一個機會。

在太陽能產業方面，台灣曾是全球主要太陽能電池製造國，雖受到中國競爭壓力，但可聚焦高效能或特殊應用領域。

電動車產業方面，台灣供應全球大量感測器、電控模組與車用電子，是電動車與自駕車產業中不可或缺的技術來源。鴻海進軍電動車平台，即是政府扶植新產業的縮影。

ICT 與 AI方面，台灣在晶片與智慧化製造上的強項，也可應用於氣候科技（如：AI 優化電網、智慧工廠節能控制、碳排數據追蹤等）。

綜上，透過導向綠色技術與永續製造的產業政策，台灣可拓展出口產品線、打進新興市場、降低對單一產品或市場的依賴。

3. 加入氣候導向的貿易與外交倡議

隨著全球對氣候議題的重視，各國正將環境目標納入貿易談判與雙邊合作。台灣可主動加入氣候相關的貿易協議與平台，借此強化經濟安全。

例如：七大工業國（G7）倡議建立的「氣候俱樂部（Climate Club）」，將聯合設有碳定價制度的國家，推動共同標準與避免碳洩漏。台灣若能順利推動碳費與碳交易機制，即具備潛力與此類國際制度「實質對接」。

此外，在與其他國家的經濟合作或貿易協商中，強調台灣在氣候治理的努力（如：自訂淨零路徑、再生能源投資、產業減碳輔導等），有助於打開歐美、亞洲盟友的合作大門，並爭取在排他性區域經貿安排中的「友善入場券」。

即使在無法參與聯合國體系的前提下，台灣也能透過非正式方式發揮「氣候外交」影響力，例如與歐盟共享排放盤查經驗、與太平洋島國友邦合作太陽能項目、或向開發中國家提供節能技術援助。

透過這類氣候導向外交，台灣不僅提升自身國際形象，也爭取綠色技術輸出、政策協同、投資信賴等實質利益，讓淨零轉型成為提升全球競爭力的外交槓桿。

五、 政策工具與台灣政府可採取的行動建議

為同時應對保護主義與氣候變遷的雙重挑戰，台灣政府擁有多項強而有力的公共政策工具。若能協同運用，將有助於建構出一套具有韌性的氣候經濟戰略。以下是五項核心政策槓桿及具體建議：

1. 碳定價與排放規範

碳定價是推動減碳與展現氣候承諾的關鍵政策之一。台灣已正式施行《氣候變遷因應法》，並訂定2050 淨零排放目標，並將自2025年起實施碳費制度(2026年正式徵收)。該制度預期從低碳價起步（約每公噸 CO₂新台幣300 元，約合10美元），並於 2030 年前逐步升至國際水準（預估40－60美元）。

此定價策略具備三重優勢：

A點為產業提供轉型預期。

B.產生穩定財源，可用於減碳投資或協助中小企業更新設備。

C.與歐盟 CBAM 等機制對接，避免貿易損失。

實則，國際經驗顯示，妥當的碳定價設計是可以保護曝險產業餅維持其競爭力的；而為避免出口競爭力下滑，台灣可借鏡新加坡等國，設計過渡性補貼與退稅機制，針對鋼鐵、石化等產業提供短期緩衝。例如：新加坡對石化業者提供最多達76％的碳稅退費，同時仍維持長期調漲的訊號。

此外，台灣預計於2027年推動碳交易制度（ETS），用市場機制協助大型排放源降低成本。未來結合碳費與碳交易雙軌制度，可全面驅動各產業加速減碳，同時建立與國際對接的機制，提升政策透明度與穩定性。

2. 綠色金融與投資誘因

推動低碳轉型需要龐大資金投入，政府應擔任「槓桿角色」，以綠色金融工具引導資本流向永續基礎建設與創新科技。

目前台灣已宣布設立三大氣候基金，包括：

A.綠色成長基金（NT$100億），專注於淨零產業發展。

B.綠色金融創新基金，串聯壽險與金融資本投資節能與循環經濟。

C.台灣淨零基金，針對高碳產業及新創公司共同投資碳減排技術。

此外，政府可透過稅負減免、保證機制、再貸款優惠等方式鼓勵銀行發行綠色貸款與債券，並完善綠色分類標準與資訊揭露制度。推動企業採用國際標準（如 TCFD 框架）進行氣候風險揭露，也將提升金融市場透明度與永續投資信心。此外，政府的綠色採購政策更會是一項透過基礎建設及採購低碳交通工具來促進低碳轉型的有效政策工具。

透過政策性金融搭配私部門資本，台灣可加速形成「低碳投資生態系」，同時培育綠色金融人才與新服務（如碳市場顧問、永續資產管理等）。

3. 創新研發與產業升級

過去台灣的經濟成就來自於政府對產業升級與研發創新的長期投資，同樣的模式也適用於綠色轉型，這其中包括鼓勵氣候相關創新之獎補助、租稅誘因、及研究挹注等。就此，建議政府可以持續或強化：

A.擴大ITRI等研究機構在電池、氫能、碳捕捉等領域的研發投入。

B.在綠能園區與淨零示範基地內，提供租稅優惠與設備補助。

C.對投入碳減排或節能技術開發的企業提供研發稅額抵減。

D.與大型企業共同投資示範計畫（如低碳鋼廠或再生材料回收鏈）。

E.加強綠色技能訓練與技職教育，培養能源轉型所需之工程與操作人才。

這些措施將有助於台灣由「製造大國」轉型為「氣候解決方案輸出國」，同時鞏固出口結構的多元與高附加價值。

4. 出口市場多元化

降低對美國與中國的貿易依賴，是提升韌性的另一重點。台灣可延續並深化新南向政策，強化與東南亞、南亞與大洋洲國家的經濟合作。這其中的建議措施包括：

A.提供探索新市場的企業投保與貸款保證。

B.與新興市場國家協商綠色經貿合作計畫。

C.強化經濟外交與參與區域貿易安排（如 CPTPP）。

D.推動貿易展覽、跨境電商與出口行銷協助計畫。

針對綠色商品（如再生能源設備、節能產品、智慧製造系統），台灣可進一步拓展外銷版圖，減少對單一高風險市場的暴露。

5. 氣候外交與國際參與

台灣雖非聯合國會員，仍可藉由「氣候外交」強化國際信任與經濟安全，這其中包括：

A.參與區域與多邊合作平台（如：全球離岸風電聯盟、APEC 綠色供應鏈計畫）。

B.對外發布政策白皮書，展現減碳路徑與實質成果。

C.透過榮邦計畫，與友邦共同推動再生能源、能源效率、氣候韌性等示範合作，乃至碳權計畫之合作。

D.借鏡丹麥、紐西蘭等小型開放型經濟體的「軟實力推廣模式」，建立清潔技術外交品牌。

透過這類外交活動，台灣可贏得更多經貿合作與制度對接的空間，在全球氣候與貿易治理中取得實質參與角色。

六、 國際最佳實踐案例

台灣在精進自身氣候與經濟政策過程中，可借鏡多個國家的成功經驗與制度設計。以例示幾值得台灣參考的全球典範：

1. 歐盟與新加坡：碳定價與貿易兼容設計

A. 歐盟自 2005 年起推動「碳排放交易系統（ETS）」，至今已協助其電力與工業部門減排逾34％，同時刺激了清潔創新。

B. 歐盟近期推出的「碳邊境調整機制（CBAM）」則創下全球先例，鼓勵貿易夥伴建立國內碳定價體系，以確保公平競爭。

C. 台灣的碳費制度與碳交易規劃與此高度契合，未來可進一步仿效其如何對特定產業提供免費額度或緩衝期，在減少「碳洩漏」疑慮之餘，兼具扶持高碳排產業過渡之效用。

D. 新加坡則是另一個靈活設計的典範：該國自2019年起徵收碳稅，並已宣布於2030年前將稅率調升至每噸CO₂ 50－80 新元（約40－60美元）。該國同時針對石化等高排產業提供最多達76％（2024－2025）的稅負回饋作為短期競爭力維持措施，平衡減碳與產業支持的雙重目標。其執行方式有許多值得我們借鑑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