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建得觀點：正視能源轉型的盲點─再生能源之外，不能忽略的排放峰值與礦產風險
范建得觀點：正視能源轉型的盲點─再生能源之外，不能忽略的排放峰值與礦產風險
刊登於風傳媒
2025.11.20
COP30在巴西舉行。（清大永續學院臉書）
在COP30期間，幾乎全世界都在討論「綠能夠不夠多」、「化石燃料到底能不能汰除」的問題，但愈來愈多研究機構，包括《經濟學人》，則提醒我們：真正決定 1.5°C控溫標準能否守住的，不僅是再生能源的裝置容量，更應重視全球排放量何時達到峰值、何時可以真正下行。確實這是一個容易被忽略而流於口號的課題。此外，支撐能源轉型的鋰、鎳、稀土等「關鍵礦產」供應風險，也同樣衍生出新的淨零瓶頸，並成為和全球淨零目標交相作的地緣政治經濟課題。
台灣身為能源進口的外貿導向國家，也是全球科技供應鏈的樞紐，自然不能忽視這兩個看似技術、實則政治島島的結構性問題。
一、新能源轉型路線圖：美麗願景與現實矛盾
各國在 COP30共同討論的「新能源轉型路線圖（New Energy Transition Roadmap）」本應相對清晰的推動路徑：即化石燃料逐步汰除，再生能源快速發展，卻因三個至今沒有答案的難題導而陷入美麗願景與現實的矛盾：
(一) 「汰除」抑或「減少」化石燃料的用語之爭
產油國與部分開發中國家堅持化石燃料應採取「逐步減少（phase-down）」而不承諾「汰除（phase-out）」的立場；相對地，歐盟、島國聯盟與大量公民團體則要求制定明確定義汰除時間表。這兩者間之差異足以影響到二十年的減\排進程。畢竟如果不承諾化石燃料的汰除，即便有再多的再生能源裝置，也只是「雙軌並行」、彼此抵銷，減碳效益大減。
(二)裝機不是關鍵，排放峰值才是
在會場，各國無不積極展示自己安裝了多少風機、太陽能、儲能設施，然則，如國際能源總署（IEA）多次警告：「全球升溫的關鍵決定因素乃在於累積溫室氣體排放量（cumulative emissions），而非再生能源的已裝置容量。」故此，若排放峰值被遲滯到2030年以後，1.5°C的「碳預算」將被迅速耗盡。這也是最近《經濟學人》直言不諱提醒世界：「重點不在於安裝了多少設備，而在於實際減少了多少排放」的由來。
(三) 公正轉型與社會挑戰：誰付錢？誰被犧牲？
能源轉型不僅是技術問題，更是社會工程，這其中包括下列的諸多問題：
1.汰除化石燃料將影響就業與地方財政。
2.再生能源的開發必須取決於土地、電網、社會之相容或接受度。
3.發展中國家擔心欠缺則合理的公正轉型配套，轉型成本會落在自己身上。
4.財務援助與監督機制仍然不足，無法確證落實在減碳績效成果上。
具體言之，不處理公正轉型問題，轉型之本身就可能成為新的不正義來源。
二、關鍵礦產：綠能時代的「新地緣政經風險」
能源轉型的核心矛盾是：它需要大量的綠能設施，而綠能設施則依賴大量的金屬與礦物。根據國際能源總署（IEA）《Global Critical Minerals Outlook 2025》之估計：其中相較於2020年，2030年的鋰（lithium）需求將增加約870%、鈷需求增加180%、鎳（nickel）需求增加110%，而稀土（rare earth elements）需求亦將倍增。這種需求暴增的趨勢將引發下列疑慮：
(一)供應鏈高度集中
IEA指出，目前全球關鍵礦物的精煉產能高度集中於少數國家：其中石墨（graphite）精煉的集中度高達90%以上、稀土（rare earth elements）的分離與精煉約85–90%、鋰（lithium）精煉約60–70%、鎳（nickel）加工約 60%。此種高度集中化的產業結構，使全球能源轉型面臨顯著的「材料節點風險」（material chokepoint risk）。只要其中任一關鍵環節因地緣政治緊張、出口管制、制裁措施、國內政策變動、環境衝擊或物流中斷而受阻，整體供應鏈的連續性即可能失效，從而影響淨零進程的速度與可行性。
(二) 環境與人權衍生的外部性問題
目前南美「鋰三角」地區已開始出現水資源枯竭的跡象；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則指出中非的部分鈷礦場仍存在童工參與採礦的情形；至於印尼與菲律賓的鎳礦開採亦造成嚴重污染而引發爭議。聯合國環境署（UNEP）已呼籲，若全球仍以現行方式擴張關鍵礦產供應鏈，可能造成下個生態危機!確實，如果綠能轉型的推進是以這些「新開採時代」成本為代價，那麼淨零的道德基礎將搖搖欲墜。
(三) 再生能源開發步伐愈快，礦產需求愈大
能源轉型不是「加綠」就好，而是必須同時具備支持加綠的供應鏈，若後者不穩，前者也將失去立足基礎。故此，如何同步提升合乎道德要求的關鍵礦產生產規模，則是前述「新開採時代」之挑戰。
目前聯合國經濟委員會（UNECE）已經發表「關鍵礦產指南」，呼籲強化對於整個關鍵礦產價值鏈的負責任管理。
三、台灣：已達排放峰值，但尚未進入真正的「下降曲線路徑」
台灣的排放軌跡與多數國家不同，根據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NCSD）與環境部氣候變遷署《溫室氣體排放清冊報告》資料顯示，台灣的溫室氣體排放早在 2007年便已達峰值，之後在2017–2019年間一度維持高原，迨2020–2022年則因能源效率提升、產業結構調整、疫情等因素呈現下降。這顯示台灣不是「未達峰」之國家，故此其真正的任務應有別於大會一貫本諸追求全球達峰的基線，而強調如何持續從排放高原走向系統性的下降。然而，檢視目前台灣的淨零路線圖，制度設計顯然仍停留在強調「改善措施」層次，而非「下降責任（decline duty）」模式；這顯然未能精確回應台灣真正面對的淨零挑戰。
(一) 台灣面臨的三大挑戰：
1.如何在「達峰」後調整為「年年下降」的減碳路徑；
簡言之，台灣雖有國家NDC目標，但目前缺乏明確的「五年期碳預算」或「年度減量路徑」設計，使得排放的下降曲線缺乏制度化的推力。就此，建議我國應慎重考慮制定以2007為基準的下降目標，搭配即將在2026年推動的排放交易，制定五年為期的「總量上限」，並要求各部門須提交與此配合的減碳路徑，並將此目標納入《氣候變遷因應法》的授權。
2.如何因應對國外關鍵礦產高度依賴之國安問題
台灣自2000年起，雖已不開採礦產，但半導體產業高度依賴稀土、銅；電動車產業鏈需要鎳、鋰、石墨；離岸風電產業需要大量鋼與稀土；電網與儲能設備則依賴巨量之金屬。簡言之，我國是關鍵礦產的高度使用者，但卻不是資源擁有者，這導致前述的關鍵礦產風險在台灣會被倍數的擴大。
為因應這些迫切的風險，建議我國應考慮是否建立「國家關鍵材料風險分析中心」、制度化推動回收再生材料產業（特別是廢電池、電子廢棄物）、與國際盟友組成材料供應多元化聯盟。以及把材料風險納入能源與產業發展計畫之評估或提高其比重（如風電標案設計）。
3.完善「公正轉型」架構
目前台灣的公正轉型主要涉及：煤電的逐步退場、天然氣的峰值與下降、高耗能產業的競爭力重估、地方政府與社區的接受度等，若再沒有制度化的溝通設計，相關政策之推動恐怕都只會重蹈當前風電、光電等之嚴重爭議，導致轉型路徑難以落實。
承上，建議我國考慮建立公正轉型諮詢平台，讓勞工、企業、地方、社群共同參與決定配套措施，並以法定方式讓補償、轉職、地方利益共享制度化。
結語：「白晝之光，豈知夜色之深」(春上春樹)
就能源轉型而言，再生能源或許是必要而讓人充滿期待的曙光，但不當然是足夠的。真正決定能源轉型成敗的背後深沉的因素至少包括：排放峰值何時出現？是否開始穩定下降？化石燃料是否有明確的退場時間？關鍵礦產供應鏈是否安全、穩定？轉型是否公正？是否釐清誰被犧牲、誰被保護？
目前台灣已經達峰，但真正挑戰顯然仍持續甚至才開始。我們需要的不只是更多綠能，而是一條安全、社會認可、有材料基礎的「穩定下坡路」，如果我們能把「峰值治理＋材料韌性＋公正轉型」三者成功融合在推動路徑中，則我們不單只是能跟上全球，更有機會成為「後達峰經濟體」的示範。
原文連結：https://www.storm.mg/article/110818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