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建得觀點：COP30法律成果有限，但政治訊號不容忽視——台灣的三層級因應策略
范建得觀點：COP30法律成果有限，但政治訊號不容忽視——台灣的三層級因應策略
刊登於風傳媒
2025.12.03
COP30 落幕後，全球媒體反應平淡；並非因為氣候議題退燒，而是本屆會議沒有產生重大條約，新內容多屬既有規範或決議的政策指引、政治宣言與自願性倡議，屬國際法中的「軟法」性質。
然而，這並不表示會議毫無意義，相反地，這些看似溫和的文件，往往會在未來幾年型塑各國政策、產業與投/融資的方向。以下謹從法律屬性與政策意涵的角度，來整理COP30的重點。
一、自「硬法」、「政治訊號」及「自願倡議」三個層面來判讀文件
（一）條約機關正式決議部分: 多屬程序性「硬法」
會議通過的 CMA/COP/CMP決議文件，是本屆最具法律效力的成果，在歸入「貝倫政治套案（Belém political package）」的 29 項正式決議中，包括了：
1. 全球協作決議（CMA 2c）：延續全球盤點結果，重申 1.5°C 目標，並提出三倍調適基金等方向。
2. 第6條市場機制（CMA 15 系列）：確認6.4機制方法學、延長CDM轉換期限至2026年6月等，對碳市場參與者具實質拘束力。
3. 調適、氣候基金、損失與損害等架構（CMA 8a、9、10a–10h、11c）：保障基金運作機制、強化監測與報告規範。
這些決議多著重程序與機構運作，對減排與資金金額等實質義務仍採溫和語氣，屬典型的「準硬法」。
（二）政治宣言部分：形成全球政策語言的軟性力量
許多領袖或高階宣言並未透過決議形式通過，法律拘束力有限，但會成為未來全球政策論述的共同語言。例如：
1. 《貝倫宣言：飢餓、貧窮暨以人為本的氣候行動》（Belém Declaration on Hunger, Poverty and Human-Centred Climate Action）：強調人權、公正轉型與弱勢保護，為後續各國撰寫NDC、NAP（國家調適計劃）提供語言架構。
2. 《全球共作》（Global Mutirão）：雖屬非正式文件，但作為溝通文本，具有架構性的政治意義。
這類宣言常被視為「軟法」，然未來仍可能成為解釋巴黎協定相義務的補充素材。
（三）自願性倡議部分：多方合作的新平台
一如既往，氣候大會總會有許多倡議提出，此次較重要的至少包括：
1. 《全球綠色工業化宣言》（Belém Declaration on Global Green Industrialization），由政府、微型財務機構（MDI）、銀行、產業共同推動）。
2. 《化石燃料轉型宣言》（Belém Declaration for the Transition Away From Fossil Fuels），以汰除為主的系列倡議。
3. 近零甲烷排放承諾（Near-Zero Methane Emissions Commitment）。
這類倡議雖不會創設新的法律義務，但仍可能在未來被援用成為供應鏈與投/融資的新標準。
二、會議前後落差明顯的三大議題：化石燃料、森林、資金
會議前的期待與最終決議之間的落差集中在幾個敏感議題：
（一）化石燃料
會前外界期待COP30能提出具體的「逐步汰除化石燃料路線圖」（Global Roadmap for Phasing Out Fossil Fuels）。但最終文件卻僅重申 COP28的語言—「邁向遠離化石燃料的轉型」（transitioning away from fossil fuels in energy systems），並啟動沒有時程拘束力的後續研究工作，整體法律拘束力偏弱。
（二）森林與零毀林
會前高峰會的領袖宣言多次強調「亞馬遜零毀林」（Amazon Zero Deforestation），但正式決議中並未出現具體努力的集體目標，而多以「呼籲」（urge）、「提醒」（recall）等軟性用語呈現。
（三）氣候基金
會前領袖宣言曾呼籲，2035年前將基金提升至每年 3,000億美元，但最終僅達成「三倍調適基金」（約 1,200 億美元）的政治承諾，且未建立強制分攤或履行責任。
整體而言，本屆成果呈現「語言前瞻、文本保守」的典型落差：政治宣言勾勒出願景，但法律文件卻回到最低共識。
三、認識「貝倫政治套案」：COP30的制度性成果
UNFCCC 將本屆核心成果整理為「貝倫政治套案」（Belém political package），其主要內容大致分為三大區塊：
（一）巴黎協定層級（CMA）：準硬法核心
1. 《全球共作決議》：具象徵性與政治意義。
2. 財務、技術、損失與損害等決議：強化基金治理與機制運作。
3. 全球調適目標（GGA）：延續既有路線但仍偏軟法。
4. 第6條機制：最具實質效力，且將直接影響碳市場運作。
（二） 公約/議定書層級（COP／CMP）：制度維護
主要延續既有機制、人員與工作項目，屬於「制度維運」性質。
（三） 致謝決議：象徵意義大於內容
這是針對巴西與貝倫市的感謝決議，不具政策效果。
四、台灣的不同層級因應策略：不在聯合國，仍須與世界同步
台灣雖非締約方，但因高度融入全球供應鏈，且已經以《氣候變遷因應法》為基礎，建立國內制度，因此仍必須持續接軌國際為是。
（一） 對CMA／COP決議，宜主動參照，避免「制度落差」，例如：
1. 參考第6條市場規則，調整國內碳權與MRV方式，確保台灣企業未來能參與Article 6.4 (PACM)的交易。
2. 依貝倫政治套案之要求，調整調適、損失與損害、技術合作規格，提升與國際合作的兼容度。其中，損失與損害的理念，似乎是我們始終未曾著墨，卻是國合早已內含而值得向國際宣講者。
（二）在政治宣言部分，應善用相關語言、塑造敘事：
建議我國在政策溝通上，應儘可能採用國際主流語言，例如「以人為本」（people-centered）、「公正轉型」（just transition）、「氣候正義」（climate justice）等，這有助提升國際NGO與友好國家的認同。
（三）在自願倡議部分，則應嘗試參與其中，爭取從城市、企業、科技角度突破外交限制之機會。
1. 《全球綠色工業化宣言》部分：嘗試打造台灣成為全球供應鏈減碳示範基地，尤其在綠化半導體供應鏈的話語權方面。
2. 《化石燃料轉型宣言》部分：以自願方式接軌先進國標準。
3. 健康、城市、科技等能力建構聯盟部分：鼓勵由地方政府、研究機構與企業出面，突破國家層級外交限制。
結語：COP30 的真正價值，在「軟法力量」
雖然本屆會議在法律義務上缺乏突破，但大量政治宣言、倡議與規則更新，仍會影響未來的貿易、金融、標準制定與供應鏈之要求。
對台灣而言，重點不在於「是否受條約拘束」，而是哪些規範會成為全球門檻、哪些用語可用於國際對話、哪些倡議可成為台灣的合作管道。
具體而言，貝倫政治套案提供的是一套「最低共同標準」，而其他政治宣言與倡議部分則是台灣可以積極借力的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