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P17-資金] UNFCCC基金運作狀況簡評：從GEF到GCF

全球環境基金（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 GEF）係1990年設立的獨立財務機構，旨在提供各國政府執行有助於全球環境保護和促進當地永續發展計畫之資金[1]。1996年，UNFCCC與GEF簽訂備忘錄[2]，GEF成為UNFCCC最主要的資金機制，而締約國會議為GEF相關領域規劃和項目的合格性做出指導。但由於GEF常淪為已開發國家政治角力之戰場，哥本哈根協議時締約國會議遂有另設直接隸屬於UNFCCC之「綠色氣候基金」(Green Climate Fund, GCF)的提議[3]。

論者有謂，綠色氣候基金作為UNFCCC長期資金計畫之重要來源，金額仍有不足[4]。同時，對於綠色氣候基金的臨時受託人由世界銀行擔任，開發中國家亦有反對聲音[5]。但不可諱言的，綠色氣候基金之設置，將有助於UNFCCC達成2020年開始每年1000億美元長期財務目標，其貢獻超越了以往任何氣候變化基金。而短期資金目標（2010年至2012年提供300億美元的資金），則將繼續由現有的多邊或雙邊基金和方案來達成(例如：調適基金、全球環境基金、世界銀行投資基金)。也因此，由於綠色氣候基金暫不可能取代其他現有基金之運作，如何創新與補充現有基金不足之處，以及明確而公平的分配資金於相關環境最脆弱之國家，正是綠色氣候基金制度設計的最大挑戰。


【國家能源型科技計畫及環保署溫減辦公室的贊助】(100-3113-P-007-001)

[2] FCCC/CP/1996/15/Add.1
[3] Forests and climate change after Cancun An Asia-Pacific perspective, RECOFTC – The Center for People and Forests 8 (2011).
[4] Gary Clyde Hufbauer & Jisun Kim, AFTER THE FLOP IN COPENHAGEN, American Law Institute -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Continuing Legal Education (2010)
[5] David Hunter, Implications of the copenhagen accord for 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Law & Policy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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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FCCC]「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簡介

一、「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 發展緣起 [1]       氣候變化問題首次成為聯合國大會討論議題始於 1988 年， 之後氣候變化問題越發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聯合國大會（ UN General Assembly ）在 1990 年年會中通過設立「政府間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談判委員會」（ Intergovernmental Negotiating Committee for a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 INC/FCCC ）的決議，並授予起草公約條文及任何必要法律工具的權利。         INC/FCCC 於 1991 年 2 月 4 日至 14 日在華盛頓召開第一次會議， 氣候變遷議題正式躍上聯合國舞台。到 1992 年 5 月歷經 5 次的會議，超過 150 個國家參與談判，於 1992 年 5 月 9 日在紐約的聯合國總部通過了「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 。 二、簡介 UNFCCC 內部機構與會議種類  [2] UNFCCC 主要包含了締約國大會 (th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COP) 、京都議定書大會 (the Meeting of the Parties to the Kyoto Protocol , CMP ) 、附屬機構的會議和一系列研討會。 COP 是本公約的最高權力機構，下設兩個常設附屬機構：「附屬科學和技術諮詢」 ( 科技諮詢機構： the Subsidiary Body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dvice, SBSTA ) 和「附屬履行機構」 ( 履行機構： the Subsidiary Body for Implementation , SBI ) 。而 CMP 則是代表京都議定書的最高權力機構。此外，締約國會議亦成立兩個特設工作小組，一個是為了依據京都議定書的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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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建得觀點：是在地化還是國產化？離岸風電的發展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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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建得觀點：是在地化還是國產化？離岸風電的發展迷思 刊登於風傳媒 2017.10.09 壹、背景說明 隨我國四年風電發展計劃的核定，預計陸域風機裝置容量目標4年內達800MW（百萬瓦），再增加120MW，選定彰濱崙尾區、澎湖及台中加裝約50支，海上風電含3座示範風場將達520MW，離岸風電首波裝上百支，可在4年內吸引民間投資逾1,000億元。確實，離岸風電在台灣的大力發展，目前已吸引包括：丹麥丹能、德國WPD、美國北方電力、澳洲麥格里集團、英國玉山等籌組投資團隊積極投入。然則按照現行國內外廠商為搶離岸風電商機，已經就第二階段的潛能開發向經濟部提交文件備查，並於新近進入實質環評審查的裝置容量來看，已逾10GW，遠大於2025年政府規劃之3GW目標。準此，我國真正能期待帶動綠色產業在地建設並創造就業的第三階段區塊開發，其存在價值備受質疑。相對於此，由於潛能開發計劃的實質環評正式啓動，在所謂「大彰化4案」、「海龍2案」、「海鼎3案」共審的「由遠而近」共約6GW的聯席審查前提下，廠商提出了是否臺灣的離岸風電開發最終取決於環評的質問，這種疑慮更隨新近環評僅通過兩案所引發的官、民爭議而白熱化。 姑不論這雙重的政策提問該如何去周全處理，當前迫切需要的，更在於如何解決離岸風電在前瞻基礎建設及5+2產業創新計畫中，其產業利益的在地化問題。經濟部長沈榮津先生，先前已在今（106）年8月24日代理期間表示；會請能源局訂出國產化關鍵技術項目，從外圍的葉片、鋼構等開始，逐漸深入到關鍵核心零組件及技術，例如變速器、發電機、開關設備等，沈部長進一步說明；希望在2025年可以進行到關鍵核心零組件國產化。他並強調：「只要政策明確，就能夠引導國內有談判籌碼」，至於最終國產化之目標，初估為70到80%之間。 據悉，政府前瞻建設中的基礎建設，已在興達港投入55億元打造海洋科技創新專區，培養海事工程人才的規劃，也會善用中鋼作水下基礎基地，並在台中港打造另一風電產業專區，以之為規劃組裝葉片的重件碼頭。換言之，一切看來極為理想。 然則，單單由能源局訂出國產化關鍵技術項目，加上由遠而近的主張，似乎和最終70到80%的國產化目標，容有太大的落差，那麼究竟沈部長的「政策明確」該當如何？我國究竟該如何在不違反WTO相關規範、促成跨政府部門協力、平衡環保與能源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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